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

19《礼记正义》卷32《礼器》，第987页。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

这样就逐渐出现了以三为循环的三统说和以五为循环的五德说。按照他的解释，三正是天道的体现，而且与三统也是相配的，即建子——赤，建丑——白，建寅——黑，其色正是万物生长的三个阶段：始动—始芽—萌达。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此马白身黑鬣，故云骆也。虎豹与犬羊别者，正以毛文异耳。

这也是战国中后期儒家所提出来的理论。后来的文质循环论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加完善的历史理论。这一公共性的目的在于实现天所赋予的支配，在其中生民始终是被支配的客体。

但更多时候，由于存在着对某些道德规范的社会共识，它会如法制型和传统型支配一般，有其相对而言的客观标准。所谓先王立政，以制为本（《前汉纪·孝文皇帝纪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一》）。由此可见，德性政治坚决反对在德性修持与评判方面宽于律己、严以责人的双重标准。而今人谈论古德（aretē/virtus）之时，往往只保留其善的意涵，甚至将其单纯理解为诸种德目（virtues/moralities），却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了古德的本质/属性（nature）意涵。

且两种路线都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无常的机运（Fortune），而较为缺乏制度化的出路。德为治国的理念，礼则为治国的制度。

中国人或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身份认同，绝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种族或血统范畴，各族群乃历史中展开的多元凝结的一体、一体之下的多元。而多民族性又成为衡量一位天子是否具有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标准，这是因为，天的概念很有可能就是由那些出身于中原周边地区民族集团之后又进入中原、所以更加需要正当性和合法性支持的中国初期国家的领袖们所带来的。戴侗《六书故》也说：命者，令之物也，令出于口，成而不可易之谓命。外在体现是礼乐为主、政刑为辅、天下为怀的政治，是把人当人看的政治，是驱除神权政治、武夫政治和财阀政治的政治。

这一理念和模式同时也使西周得以持续扩展政治版图，不断促进族群融合，最终形成我国早期的政治—文化形态。任何血缘上的贵族思想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已经不可能占有任何地位。西周封建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尚德（《左传·定公四年》）。德性政治视野中的经济向来强调经世济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与公共属性。

以往的儒者虽然把这种讲法提了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它构筑成一个很具系统性的政治理论。其结果是催生了西周的政治理性，酝酿了以德（而不是以力）为导向的政治理念及其模式。

然而，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则是与之背向而驰的对立逻辑：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张千帆挖掘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思想，试图以其为新的话语体系核心，作为建造中国宪制大厦的起点及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桥梁。

……终能源泉滚滚，流经圣者贤人之心，流经志士仁人之心，甚至流经专制君主之心，终于贯穿了中国历史大地之心。（3）春秋后期，德之意义发生了本质转变，伦理性压制了宗教性，但也并不意味着宗教意涵的取消。第四、职位的取得和升迁，都必须凭借道德成就，而非传统规则或专业性资格及表现，这即是所谓的以德致位。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即使是孔子对于周礼旧制的向往，固然有其传统取向的一面，但重要的其实是‘礼而不是‘周。实际上，早期的德总是和行联系在一起，德行一词因此也成为春秋时期的固定用法。

从古典词义上看，生民一词具有初生、始生之人使民得生民众之统称及上天诞生的民四种意涵c。（《论语·季氏》）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决不能使厉害了我的国，异化为利，害了我的国。

陈寅恪则进一步指出：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封建制的天下秩序基本上允许各守其地，即使四夷也允许各有其性，秦代之后并未改变此原理，如琅琊台石刻所云莫不受德，各守其宇。

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传统和儒家传统的立体思维将可以作出一定的贡献。这一整体，可以称之为德性政治。

礼的核心精神，就是敬哲学形式问题的背后，不仅是认知问题，还有伦理境况。当然，这种体系也有两重含义，一种是世界观的实质论述，另一种是一般学说（包括局部理论）的建立。对于那些涉及人类社会根源性经验的观念，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

同是面对春秋礼崩乐坏的局面，孔、老分道扬镳，采取不同的救世方略。然而，与传统以经学为中心的经史之学相比，两者对真理的理解依然不同。

第一种是肯定训诂的价值，但目的在于消解义理，这是傅斯年从阮元的《性命古训》引伸出来的观点，即把抽象概念还原为原始经验，从而解构虚幻的哲学问题，胡适称其为剥皮主义。由此而引发的关于中国哲学正当性的讨论中，出现一种排除学习西学的倾向。

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它涉及如何哲学地吸收这些精神资源的问题。

同是尊经，经师以经典出自圣人，是道或正确的根源，而新儒家则以为经典的正确，是应该或能够证明的。陈赟说，我对这样的古代经典世界并不预设那种有待去发现但在本质上业已完成了的非参与性的静态真理或客观规律。因此，借鉴这些方法时，我们没有负担，不需要先讨论中国有没有西式形而上学之类所谓奠基性的问题。你很难建立起一个清晰说明其逻辑关系的概念系统。

他们都是中大现象学团伙的，我在他们的边缘游荡。而阿多的做哲学指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

庄周梦蝶也是描述，一个极简的故事加一个意味深长的提问，没使用任何哲学概念，可其中蕴含的意义非常哲学，你可以理解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也可以归结为对主体的解构，其启发性远超许多长篇大论。这是做哲学的对象或依据。

王鑫关于哲学是由问题，还是方法决定的疑惑，我的理解是，如果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哲学的对象的话，那么，哲学就不是由对象决定的。而学说的建立则与一般理论知识的规范差不多。